楓生楚江畔

王幼玲在她的自傳中說：「中興社會學系畢業那年，台灣社會面臨解嚴的社會重大變革，報禁開放，每家報紙都在招募記者準備大展身手，我進入了自立晚報，主跑社會運動路線……接者我發起組織自立報社工會，参與勞工運動，關心所有的社會改革事物。」

王幼玲出生於1956年。1987年台灣解嚴，王幼玲31歲，1994年起民進黨開始在台北市執政，爾後王幼玲受延攬加入體制，以台北市勞工局為起點，一路做到了行政院勞委會主任秘書。她的妹妹王娟萍則早在1992年就在高雄勞權會辦公室服務，這是一個旗幟鮮明、統派色彩強烈的勞工團體。

當年勞委會在體制裡是出了名的弱勢，往往經建會說什麼，勞委會就只能是什麼。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選前曾在春鬥上承諾勞團，以一次修法、兩階段實施的方式，推動單週40小時工時。上台後，勞委會主委陳菊推行各方面共識更為一致的單週44工時版本修法，但國民黨不滿這些協商過程繞開了作為最大在野黨的他們，因此提出雙週84小時制與行政院版本對抗，投票結果是雙週84小時制贏了。民進黨方面本來承諾不覆議，後來不知道為什麼又提出覆議，想繼續推動單週44小時的版本。勞團組成捍衛八四工時聯盟，向民進黨政府與勞委會抗議，那一個月裡，王娟萍就這樣領著勞權會，和姊姊所在的勞委會正面衝突。最終，勞團將雙週84工時制成功守了下來，但按照後來勞團評價，這原本不是他們的訴求。

2008年王幼玲離開公職，很難說她在勞委會期間怎樣看待妹妹的主張，以及自己工作上的官方立場。如今的監察委員王幼玲，在移工議題上被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評價為左傾，犧牲台灣，認為監察院只顧挺移工，不顧人權也聽不見民怨。2000年總統府成立人權諮詢小組，2004年擴編為人權諮詢委員會，其後，2010年馬政府亦成立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王幼玲便在其中擔任委員，連任四屆，直到2018年進入監察院，而現在又是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一份子。

王幼玲有個罹患自閉症的兒子，兒子的出生似乎就與王幼玲在體制內工作的開端相連。公私領域的生命歷程彼此交纏，夫妻倆為了照顧兒子，身心俱疲，卻又很難找到合適的照顧機構。監委近20萬元的月薪，都難以支出恰當的看護費用，王幼玲主張長照體系需要政府付出更多來支援，這樣的人，不會不知道失能者家庭活在何等處境。但監察院出版的《一群在台灣沒有身分的人-移工為什麼要失聯》終究讓雇主協會失望了，「認為這本只訪問逃逸外勞，卻沒訪問這些逃逸外勞的原雇主及非法雇主，全盤了解台灣黑工存在的全貌，即結論出台灣雇主給低薪又不當對待，所以才會導致台灣有將近9萬的逃逸外勞存在。」他們的粉專指出，監察院「不揪舉勞動部30年來的失責，讓安置中心沒人管理、就業安定基金成為小金庫、各行各業缺工嚴重吸引合法外勞逃逸到非法市場、強制規定雇主支付薪資讓移工參加『入境一站式服務』、破壞勞資和諧等亂象。監察院更沒揪舉移民署沒效益卻執行多年的『擴大自首方案』，以及坐視逾期停居留外國人人數逐年增加的情形。」（連結）

移工和雇主，何以弱弱相殘？當人們關注焦點集中在最為受苦的移工身上，所付出的關懷和了解，所謂的「看見」，是否杯水車薪，淪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雇主協會粉專上不滿的情緒用詞，又是否是一種「看不見」、「拒絕看見」的表現？

去年10月，一個移工隱瞞懷孕事實，在受照顧者的床上生下孩子，後因監視器曝光。新聞一出，王幼玲貼文質疑這個消息到底有沒有經過查證，認為家庭勞動環境，移工不可能直到生產，雇主都不知道對方懷孕。王幼玲認為雇主和移工雙方可以合意解約，或是雇主幫忙照顧孩子，過度理想化的言論引來討伐，王幼玲被迫刪文。從王幼玲視角，移工在雇主家庭環境中理應不可能隱瞞懷孕，但在她視角中荒謬、可能是造假或誇大的場景，卻被證明為真實，雇主協會又表明在移工群體中，來台可享受健保，生孩子也有健保給付的消息早就流傳甚廣。理解之壁，似乎向來不可戰勝。

行政院的人權保障推動小組，將王幼玲列為人權教育領域的師資，專長一欄寫著：國際人權公約、身心障礙人權議題、勞動權議題、監所人權議題。2022年9月，台北捷運一名女子對自閉症青年噴灑不明液體，雙方爆發衝突，北捷未查證事實即對自閉症青年開罰，移送至台北市警察局士林分局時，警方也未調閱捷運監視錄影畫面，就直接移送環保機關裁處。經目擊者陳情，監委王幼玲、高涌誠調閱監視器影像，還原事實並申請自動調查，追究北捷是否有處理類似事件的教育訓練，採取措施是否應該更積極，以及對外新聞稿是否擴大身心障礙者之污名化等。

根據信傳媒報導，監委王幼玲表示，在自媒體時代，一般民眾都善用手機、網路發表意見，但身心障礙者卻無法為自己發聲，一旦有心人「看圖說故事」，身心障礙者往往受誤會、被冤屈，也難以主張「媒體近用權」，無法替自己答辯也無法請求媒體查證及更正，在媒體時代反而更形弱勢。

愷愷案女社工上銬事件，監察院通過監委王幼玲、紀惠容提出調查報告及糾正案，指出北市警文山二分局員警基於考量媒體拍攝，刻意區分上車動線，且未遮蔽社工雙手上銬部位，警政署、台北市警局及文山二分局對所屬員警使用戒具及偵查不公開等未落實監督責任。按相關規定，警方本應斟酌被告或嫌疑人身體、精神狀況、所犯罪名，及相對戒護能力，妥適使用戒具，也應避免犯嫌遭受媒體拍攝、直接採訪。女社工上銬後所走路段，媒體圈稱為「星光大道」，畫面曝光後，許多社工留言稱此舉對社工界是「集體創傷」。在案情未明階段，一個有權沉默的人，到底該不該遭到外界極大化的注視？上銬是否是合適手段？具體問題，斟酌衡量，輕忽的做，慎重的做，從來就不一樣。

女社工犯行經多次審判，逐漸在陽光下攤開，有律師稱，「我很想問當初哭哭啼啼說集體創傷的社工們現在想法是什麼，我當初說不知道創傷什麼還被社工出征咧，好多律師被手銬銬起來怎麼沒人崩潰。」有網友稱，「媽媽們才要集體創傷吧！哭了好多天都走不出來。」一把大刀，將社工與母親切成了兩個世界。

誰的冤，不是冤？誰的創傷，不是創傷？是不是有一個場合，兩個冤屈的人，一個有權嘶吼，一個卻無權發聲？換了一個場合，雙方處境便隨之調轉？

今年5月29日，監察委員葉大華、王幼玲、張菊芳舉行記者會，說明「剴剴」案調查報告，糾正衛福部與台北市府、新北市府。葉大華說，大家很關切社工是否要負完全責任，她認為制度設計當然讓社工落入相當風險，但社工在本分上確實沒有完整落實。這就要仰賴專業機構執行服務時，一定要有專業自律機制與要求，也要常常進行對話，不要因為業務賦予權力，就關起門來自己執行業務。王幼玲也指出，「不管是跌倒或各種意外，那個傷口不該用那個形式出現在那個部位，這就是專業敏感度」，社工可能敏感度不夠、不夠警覺，小孩掉3顆牙、額頭受傷，怎麼可能都沒有懷疑背後原因，信任應建立在事實的基礎上。

2018年，一則監察院新聞稿：來臺外勞人數失控了嗎？監察委員王幼玲申請自動調查。2023年，數位網路報：監委王幼玲、王美玉自動調查，國內對罹患精神疾病、重症之移工是否妥處？按監察院網站說明，監察院調查案件，可分為「委託調查」、「派查」及「委員自動調查」3種。其中委託調查比較像是外包，委託其他機關調查；派查是院會或各個委員會指派，或依簽定席次輪派；自動調查就是主動出擊。調查案件，發現違法失職之事實真相，是監察院提出彈劾案、糾舉案及糾正案的基礎。此外，監察委員還可以分區巡迴監察，其中地方巡察可以受理民眾陳情，對重大議題進行了解，今年10月17日王幼玲將至苗栗巡察，行程中包含視察垃圾焚化場，並聽取施政簡報。

2023年，年近70的王幼玲捐腎救夫。她說，截至2022年底，登記需要腎臟移植者有8126人，但這四年中，總計捐贈者僅不到800個。之前她出門調查農業移工問題，先生在家昏倒，雖然及時送醫，救回一命，但身體狀況卻有所變化，登記腎臟移植等待近10年的他，恐怕是等不到了。她坦言自己年齡已經是允許捐贈的末班車，但這個交換值得，妹妹們的堅定支持，更讓她術後恢復，還能活蹦亂跳。報導刊載在中時新聞網，Google搜索一查就看得到。或許，這就是時代對她的敬意吧。